民國34年（1945年）10月，中華民國開始處理日本戰敗投降後諸項事宜。滯留中國的日僑及商社人員與其家屬們奉我國命令攜帶簡單行囊，前往集中管理所，準備接受遣返回日本。
期間，中華民國政府以軍隊保護日僑人身安全，嚴格禁止任何對日僑的報復行為。
前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負責協助遣返日僑事宜，他在日後的回憶錄提到此段期間日僑的反應，用十分生動的文字記錄下當年實際情況，例如：
「… 蔣委員長在日人僑居密集的北平（約十萬）及上海（約十萬），分別配置直系精銳部隊的胡宗南軍及湯恩伯軍。故這些地區，對於前述大方針的奉行澈底，致圓滿進行下接收及遣送日人等業務。至其他地區，亦均表好意。….」
「…. 藉下述二三實例，即可窺知接收民間公司及軍隊的概況：
華北電信電話公司（北平），十月十一日被接收，最初的接收員指示我方職責（要旨）：
一、中、日職員，應互助合作而服務。
二、日人感戴蔣主席的恩典，應安守工作崗位。
三、今後應滅絕非法行為。
四、日人職員如遭華人職員侮辱時，將情報告上司作公正的處置。
華北交通股份公司（北平）的情形，亦概為相似。…」
「…. 日本僑民，因意外的戰敗絕大的打擊；但在戰爭結束後的態度，大體上都很沉著，惟有部分日僑表現失態。當戰爭結束後三、四週時，曾聞下述極不愉快的事列：
（一）由軍方發給日僑三個月份的糧食及其他物資，其中將此轉售中國商人者甚多，結果在上海虹口地區的街頭，出售日本陸海軍需品者處處皆是。
（二）仍有相當多數的日本人，出入南京上海的一流餐館醉餘謳歌，而遭中國人批評指責。
（三）上海親日的財經界元老周善培，於戰爭結束後，曾有日本中小企業公司董事長們，陸續前往訪問他希望以其名義續經營該公司等，所獲利益對分，但均被拒絕
（四）北平方面，日本人設法運動重慶政府先遣參謀等，冀求「留用」；而特別批評攻擊日軍行為，以博取中國方歡欣者，大有人在。
（五）南京日僑事務所對於自私自利而不顧損失一文的日僑們，態度欠佳，被日僑們批評為太不親切、太不熱心。
（六）某航空公司南京辦事處職員，戰爭結束同時，以大型飛機將其家眷與家具等運往日本內地；迨至其被遣送最後之夜，痛飲高歌。日僑至為憤慨。
（七）鑒於日僑向集中營的移動與被遣情形，其大部分都抱著「利己」態度，而缺乏同舟相憐之情。」等揭露中華民國即使身為戰勝國，依然對日本人民友善等語。
日僑商社在戰敗後仍持有特權
戰爭時期，為配合日本帝國軍隊侵蝕中國，日僑商社擁有無限龐大增長的特權地位，日軍軍部掌握大宗物資、糧食流通、採購等大權，並將機會全交給日商以及一些依附僞政府的商人。
日商在賺得盆滿缽滿並且在佔領地擁有權力的同時，也將利益返送回日軍官員手上，如同「辛德勒的名單」中辛德勒與德軍高級軍官之間污穢不能公開的關係。
在日本戰敗投降那瞬間，日商日僑在中國靠著日軍搜刮而來的財富和地位立即不保。這些人富貴時高高在上，落難的時候也充分暴露他們自私利己的人性。
連那些當初鼓動日本青年為國犧牲的日軍高級將領，同樣紛紛奉承中國政府以求苟活，絲毫不顧他們最愛的日本尊嚴。
岡村寧次回憶録對此說得很委婉，實際情況更混亂。以岡村所提到在南京的航空公司的日本職員利用職權，調用大型飛機將家人和家俱先載回日本，自己在輕鬆地被遣返，難怪要痛飲高歌。當時沒有民間航空，必然是官營飛機。
既然要運東西，怎麼只會是家俱？必然是更值錢的貨品，反正只能幹一次。
最後，調動大飛機違紀載貨，豈可能是一人之力？必然是上下交賊，合夥將彼此家眷、值錢物品、家俱等一併載去日本。
到了日本本土，再以自己的人脈將盜自中國的歷史文物與藝術典藏立刻轉手，還能再賺一大筆財。在日本政府瓦解，無法約束的那段時間，不僅商人這樣幹，東京的大官也是各自想辦法從戰爭罪責中替自己脫身，也為了謀取財富幹類似的事情，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中完全無人能管。
「擁抱戰敗」這本書也提到，一位原本被送去殉國的神風特攻隊員，一聽到日本投降，立刻將戰鬥機上儘量裝上原有儲備物資，開回鄉下老家，絲毫沒有日本人最自傲的傳統武士風範。
事實上，在這些日僑回到日本後，各方為了爭奪物資，投入黑金交易等社會混亂現象，仍然持續數年。
直至今日，當年被中國遣返回日本國的日僑後代，包括號稱日本孤兒的一群人，依然在日本黑暗角落持續生存至今，成為日本政府不願意告訴外人的陰暗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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