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陣子看到一篇朋友的討論，內容提到德國法院的一項判決，指出生殖細胞銀行的受捐贈者所生的小孩，有權利知道捐贈者是誰。在另一案例中，一名女生擅自使用男朋友的冷凍精子，生出三位小朋友，法院同樣裁定男生有撫養的義務。
生殖細胞銀行，一般又稱精子銀行，最早可追溯至 200 年前的 1776 年，當時的義大利科學家 Lazzaro Spallanzani 發現解凍後的男性精子仍可恢復活性狀態，並以此概念作為後來精子冷凍技術的前身。
實際上大規模從事商業活動，是由 1960 年代的美國首次開始。並在接下來的十年間，在全球共完成一千名的冷凍精子再受孕的成功實例。換言之，當時出生的孩童至今約在 40 至 50 歲之間，而捐贈者則介於 70 至 80 歲上下。再看目前最新的調查統計顯示，合法經由冷凍精子再受孕的人數，全球各地已達每年約六萬人次。
我會舉出這些歷史數據的原因，在於我們一般民眾對這項新技術的認識，算來最長也就只有 50 年（如果是軍隊的秘密實驗則聽說有將近一百年），而且因為法令條件的限制，主要還是在近十年來才廣為民知，例如中華民國人工生殖法直到 2007 年才正式頒布。
記得學生時代有一堂課是醫學倫理，曾探討過冷凍精子與試管嬰兒的相關法律與道德，至於詳細的內容嘛，我當然是絕對忘記（驕傲被毆飛）。就先別管腦袋一直缺少記憶體的我，其實每一項新技術的施行，本來就不容易一次制定出完美無缺的法律制度。
一般捐贈與被捐贈者的遊戲規則中，雙方的身分資料都受到嚴密保護。捐贈者無法得知自我生殖細胞的後續動向，也不被允許得知，這主要是為了避免雙方不要的困擾。而受捐贈者能夠取得的資料也就只是一份資料文件，目的僅是為了方便後續追蹤與管理。（如本國人工生殖法第 14 條第 2 項便有相關規定）
然而，這種透過契約加以限制的硬性模式，是否與未知的人性相抵觸？這一向都是讓我頗感興趣的議題。
我國人工生殖法第 23 至 25 條中提到，受捐贈人所生子女視為其與配偶之婚生子女。意即該生殖細胞是由不具名的捐贈者提供，仍具有法律所賦予的義務與權利。這項規定據信是以維護社會與家庭完整性的角度進行制定。反過來說，受捐贈人及其所生孩子無法知曉捐贈人的身份，是否因為法律認為生殖細胞只有單純的物權問題？人權與物權，在這個時候莫名其妙起了爭執（笑）。
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的那兩則案例，雖然我無從得知判決內容的推理邏輯，但是從結果論看，已經打破我們過去的許多傳統認知，並為我們帶來未知的影響。例如捐贈者的意願是否減少，或是讓習慣性捐贈者是否需要開始認養各地孩童等等。
“未來可能須承擔”的因素，這一點對大多數捐贈者而言，實在稱不上是什麼好預兆，甚至可能造成往後民眾捐贈生殖細胞的意願降低，這對許多有不孕症或其他需求的民眾而言，無疑是雪上加霜的一件事。
但是反過來看，如果能透過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，例如成立一個第三方公正機構，讓捐贈者與受捐贈者在達到一定條件下，可透過該機構達到隱匿交談的目的，並在雙方合意下，經由適當的溝通與輔導，共同在受管理的情況下認識彼此，這有何嘗不是一件美事呢？當然，這中間最重要的還是資料保護與人身安全的問題，前者可仿效捐血中心的管理方式，後者則是透過公正機構成立專案進行身家背景與性格的調查來達成。
最後還是多說一句，或許如何嚴密的管理都還是可能產生問題，但是在雙方都有意願，而且經過正式的輔導後，我個人認為風險終究低於人性之間的溫暖。:)
你有不孕症嗎？關於人工生殖細胞銀行的人性與法律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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