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战投降后的日侨商社腐败人性毕露

民国34年（1945年）10月，中华民国开始处理日本战败投降后诸项事宜。滞留中国的日侨及商社人员与其家属们奉我国命令携带简单行囊，前往集中管理所，准备接受遣返回日本。

期间，中华民国政府以军队保护日侨人身安全，严格禁止任何对日侨的报复行为。

前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负责协助遣返日侨事宜，他在日后的回忆录提到此段期间日侨的反应，用十分生动的文字记录下当年实际情况，例如：

「… 蒋委员长在日人侨居密集的北平（约十万）及上海（约十万），分别配置直系精锐部队的胡宗南军及汤恩伯军。故这些地区，对于前述大方针的奉行澈底，致圆满进行下接收及遣送日人等业务。至其他地区，亦均表好意。…」

「… 藉下述二三实例，即可窥知接收民间公司及军队的概况：华北电信电话公司（北平），十月十一日被接收，最初的接收员指示我方职责（要旨）：

一、中、日职员，应互助合作而服务。二、日人感戴蒋主席的恩典，应安守工作岗位。三、今后应灭绝非法行为。四、日人职员如遭华人职员侮辱时，将情报告上司作公正的处置。华北交通股份公司（北平）的情形，亦概为相似。…」

「…. 日本侨民，因意外的战败绝大的打击；但在战争结束后的态度，大体上都很沉着，惟有部分日侨表现失态。当战争结束后三、四周时，曾闻下述极不愉快的事列：

（一）由军方发给日侨三个月份的粮食及其他物资，其中将此转售中国商人者甚多，结果在上海虹口地区的街头，出售日本陆海军需品者处处皆是。

（二）仍有相当多数的日本人，出入南京上海的一流餐馆醉余讴歌，而遭中国人批评指责。

（三）上海亲日的财经界元老周善培，于战争结束后，曾有日本中小企业公司董事长们，陆续前往访问他希望以其名义续经营该公司等，所获利益对分，但均被拒绝

（四）北平方面，日本人设法运动重庆政府先遣参谋等，冀求『留用』；而特别批评攻击日军行为，以博取中国方欢欣者，大有人在。

（五）南京日侨事务所对于自私自利而不顾损失一文的日侨们，态度欠佳，被日侨们批评为太不亲切、太不热心。

（六）某航空公司南京办事处职员，战争结束同时，以大型飞机将其家眷与家具等运往日本内地；迨至其被遣送最后之夜，痛饮高歌。日侨至为愤慨。

（七）鉴于日侨向集中营的移动与被遣情形，其大部分都抱着『利己』态度，而缺乏同舟相怜之情。」等揭露中华民国即使身为战胜国，依然对日本人民友善等语。

日侨商社在战败后仍持有特权

战争时期，为配合日本帝国军队侵蚀中国，日侨商社拥有无限庞大增长的特权地位，日军军部掌握大宗物资、粮食流通、采购等大权，并将机会全交给日商以及一些依附伪政府的商人。

日商在赚得盆满钵满并且在占领地拥有权力的同时，也将利益返送回日军官员手上，如同「辛德勒的名单」中辛德勒与德军高级军官之间污秽不能公开的关系。

在日本战败投降那瞬间，日商日侨在中国靠着日军搜刮而来的财富和地位立即不保。这些人富贵时高高在上，落难的时候也充分暴露他们自私利己的人性。

连那些当初鼓动日本青年为国牺牲的日军高级将领，同样纷纷奉承中国政府以求苟活，丝毫不顾他们最爱的日本尊严。

冈村宁次回忆录对此说得很委婉，实际情况更混乱。以冈村所提到在南京的航空公司的日本职员利用职权，调用大型飞机将家人和家俱先载回日本，自己在轻松地被遣返，难怪要痛饮高歌。当时没有民间航空，必然是官营飞机。

既然要运东西，怎么只会是家俱？必然是更值钱的货品，反正只能干一次。

最后，调动大飞机违纪载货，岂可能是一人之力？必然是上下交贼，合伙将彼此家眷、值钱物品、家俱等一并载去日本。

到了日本本土，再以自己的人脉将盗自中国的历史文物与艺术典藏立刻转手，还能再赚一大笔财。在日本政府瓦解，无法约束的那段时间，不仅商人这样干，东京的大官也是各自想办法从战争罪责中替自己脱身，也为了谋取财富干类似的事情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完全无人能管。

「拥抱战败」这本书也提到，一位原本被送去殉国的神风特攻队员，一听到日本投降，立刻将战斗机上尽量装上原有储备物资，开回乡下老家，丝毫没有日本人最自傲的传统武士风范。

事实上，在这些日侨回到日本后，各方为了争夺物资，投入黑金交易等社会混乱现象，仍然持续数年。

直至今日，当年被中国遣返回日本国的日侨后代，包括号称日本孤儿的一群人，依然在日本黑暗角落持续生存至今，成为日本政府不愿意告诉外人的阴暗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