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戰投降後的日僑商社腐敗人性畢露

民國34年(1945年)10月,中華民國開始處理日本戰敗投降後諸項事宜。滯留中國的日僑及商社人員與其家屬們奉我國命令攜帶簡單行囊,前往集中管理所,準備接受遣返回日本。

期間,中華民國政府以軍隊保護日僑人身安全,嚴格禁止任何對日僑的報復行為。

前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負責協助遣返日僑事宜,他在日後的回憶錄提到此段期間日僑的反應,用十分生動的文字記錄下當年實際情況,例如:

「… 蔣委員長在日人僑居密集的北平(約十萬)及上海(約十萬),分別配置直系精銳部隊的胡宗南軍及湯恩伯軍。故這些地區,對於前述大方針的奉行澈底,致圓滿進行下接收及遣送日人等業務。至其他地區,亦均表好意。….」

「…. 藉下述二三實例,即可窺知接收民間公司及軍隊的概況:
華北電信電話公司(北平),十月十一日被接收,最初的接收員指示我方職責(要旨):

一、中、日職員,應互助合作而服務。
二、日人感戴蔣主席的恩典,應安守工作崗位。
三、今後應滅絕非法行為。
四、日人職員如遭華人職員侮辱時,將情報告上司作公正的處置。
華北交通股份公司(北平)的情形,亦概為相似。…」

「…. 日本僑民,因意外的戰敗絕大的打擊;但在戰爭結束後的態度,大體上都很沉著,惟有部分日僑表現失態。當戰爭結束後三、四週時,曾聞下述極不愉快的事列:

(一)由軍方發給日僑三個月份的糧食及其他物資,其中將此轉售中國商人者甚多,結果在上海虹口地區的街頭,出售日本陸海軍需品者處處皆是。

(二)仍有相當多數的日本人,出入南京上海的一流餐館醉餘謳歌,而遭中國人批評指責。

(三)上海親日的財經界元老周善培,於戰爭結束後,曾有日本中小企業公司董事長們,陸續前往訪問他希望以其名義續經營該公司等,所獲利益對分,但均被拒絕

(四)北平方面,日本人設法運動重慶政府先遣參謀等,冀求「留用」;而特別批評攻擊日軍行為,以博取中國方歡欣者,大有人在。

(五)南京日僑事務所對於自私自利而不顧損失一文的日僑們,態度欠佳,被日僑們批評為太不親切、太不熱心。

(六)某航空公司南京辦事處職員,戰爭結束同時,以大型飛機將其家眷與家具等運往日本內地;迨至其被遣送最後之夜,痛飲高歌。日僑至為憤慨。

(七)鑒於日僑向集中營的移動與被遣情形,其大部分都抱著「利己」態度,而缺乏同舟相憐之情。」等揭露中華民國即使身為戰勝國,依然對日本人民友善等語。

日僑商社在戰敗後仍持有特權

戰爭時期,為配合日本帝國軍隊侵蝕中國,日僑商社擁有無限龐大增長的特權地位,日軍軍部掌握大宗物資、糧食流通、採購等大權,並將機會全交給日商以及一些依附僞政府的商人。

日商在賺得盆滿缽滿並且在佔領地擁有權力的同時,也將利益返送回日軍官員手上,如同「辛德勒的名單」中辛德勒與德軍高級軍官之間污穢不能公開的關係。

在日本戰敗投降那瞬間,日商日僑在中國靠著日軍搜刮而來的財富和地位立即不保。這些人富貴時高高在上,落難的時候也充分暴露他們自私利己的人性。

連那些當初鼓動日本青年為國犧牲的日軍高級將領,同樣紛紛奉承中國政府以求苟活,絲毫不顧他們最愛的日本尊嚴。

岡村寧次回憶録對此說得很委婉,實際情況更混亂。以岡村所提到在南京的航空公司的日本職員利用職權,調用大型飛機將家人和家俱先載回日本,自己在輕鬆地被遣返,難怪要痛飲高歌。當時沒有民間航空,必然是官營飛機。

既然要運東西,怎麼只會是家俱?必然是更值錢的貨品,反正只能幹一次。

最後,調動大飛機違紀載貨,豈可能是一人之力?必然是上下交賊,合夥將彼此家眷、值錢物品、家俱等一併載去日本。

到了日本本土,再以自己的人脈將盜自中國的歷史文物與藝術典藏立刻轉手,還能再賺一大筆財。在日本政府瓦解,無法約束的那段時間,不僅商人這樣幹,東京的大官也是各自想辦法從戰爭罪責中替自己脫身,也為了謀取財富幹類似的事情,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中完全無人能管。

「擁抱戰敗」這本書也提到,一位原本被送去殉國的神風特攻隊員,一聽到日本投降,立刻將戰鬥機上儘量裝上原有儲備物資,開回鄉下老家,絲毫沒有日本人最自傲的傳統武士風範。

事實上,在這些日僑回到日本後,各方為了爭奪物資,投入黑金交易等社會混亂現象,仍然持續數年。

直至今日,當年被中國遣返回日本國的日僑後代,包括號稱日本孤兒的一群人,依然在日本黑暗角落持續生存至今,成為日本政府不願意告訴外人的陰暗面。

發佈留言

發佈留言必須填寫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。 必填欄位標示為 *